武汉在清代被誉为“东方芝加哥”，为什么是张之洞的功劳？

论及全国的省会城市，武汉是十分独特的存在。在政治上，它是反帝反封建革命首先成功的城市，短暂做过首都和直辖市。在地理上，它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，“九省通衢”的坐标位置让它牢牢把控东西和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关键环节。从经济上来说，它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杆城市，早在20世纪初就已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。而真正奠定武汉近现代的特殊地位、开发武汉发展潜力的人物，首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。

1842年，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人，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，开始走上丧权辱国的道路。1851年，洪秀全等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，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后去世，清廷又被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。日益深重的内外矛盾和统治危机，使得清廷当中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重要性，开启了大规模的洋务运动。

张之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。他于同治二年（1863）的殿试高中一甲第三名而入翰林院，成为京官中的七品衔编修，此时他年仅26岁。早年的张之洞是一个以传统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之儒家信条为人生纲领的清流，在浙江、湖北、四川等地担任学政、副考官等主管教育的官职，请名儒为师，亲手撰写规训教导士子如何读书就学、修身养德。如果是在没有西方列强入侵的古代，张之洞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标准的治学名臣。

当张之洞开始接触实际政务时，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改变。1879年，清廷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沙俄，就索还伊犁一事进行交涉，没想到崇厚与沙俄签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将伊犁周边的土地都割让了出去，使得伊犁面临随时被侵吞的危险。张之洞得知后，向朝廷上《熟权俄约利害折》《详筹边计折》，坚持整修武备，暂缓签订条约，同时必须治崇厚的罪。他的分析颇有见地，被两宫太后召见，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，会同张佩纶、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筹兵筹饷、筹防边备的奏折。

虽然是清流派首领，张之洞仍讲究经邦济世的实践学问。1881年，张之洞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。当时的山西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：丁戊奇荒（一场旱灾饥荒）让山西人口和经济损失惨重，土地大量抛荒，外加罂粟种植广泛，吸鸦片者“四乡十人而六，城市十人而九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”。腐败堕落的官场不拖后腿就已万幸，更别提挽救这一局面了。张之洞一上任便大力整顿吏治，裁汰冗员，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，扭转山西官场的不正之风。他走到田间地头查访山西民情，出台免税政策吸引流民回乡耕种，迅速恢复山西的农业生产。在鸦片问题上，他一方面帮助种罂粟的人改种农作物，另一方面设立戒烟局，帮助毒瘾者戒烟。此外，他还仿效之前担任各省教育主官的经历，创办令德堂培育士子，选拔人才。

在主政山西的过程中，张之洞接触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。李提摩太在山西刊行《救时要务》等小册子，举办了多场关于仪器、车床、缝纫机和单车的展览及操作表演。张之洞亲身体会到西方技术的先进之处，再加上左宗棠、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在各地兴办洋务，张之洞也准备在山西建设洋务局。不过还没等付诸实施，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打响，张之洞上疏请求加强防御，全面备战。清廷召张之洞入京谋划战事，随后派张之洞南下担任两广总督，全面负责对法战事。张之洞在这场战争中认识到兴办洋务的紧迫性。他在广州试办了水陆师学堂，广东制造枪弹厂等，不过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，但好在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认识。

1889年，张之洞奏请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（即京汉铁路），沟通南北交通，“干路之枢纽，枝路之始基，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”。清廷认为这个主意很好，批准实行，由直隶总督负责铁路北段，湖广总督负责铁路南段，并且调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。张之洞在离开广东时说：

“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，则百工之化学、机器、开采、制造为本，商贾行销为末。”

从此，清末洋务运动的一颗璀璨新星冉冉升起。

建立全面的近代工业体系

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运动，起点并非卢汉铁路，而是众所周知的汉阳铁厂。在到任湖广之前，张之洞已经有了创办近代钢铁企业的谋划，并且筹集款项向外商订购设备。他认识到钢铁工业是近代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，有足够的钢铁就能建设足够多的枪炮、铁路、火车、军舰等等，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。

一般来说，修建大型钢铁厂要么靠近煤矿，要么靠近铁矿，可以节省成本。张之洞为方便督查和钢铁运输销售，选择在督府所在的武昌城附近的汉阳大别山（龟山）建厂。这里离大冶铁矿相距超过一百公里，再加上办厂各项费用超过预期，高昂的成本让张之洞左支右绌，四处化缘借贷，终于在1894年建成了炼生铁厂、炼熟铁厂、造铁货厂、造钢轨厂等厂房，开始进行高炉炼铁。

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钢铁联合企业，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。美国驻汉口领事称：

“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，中国以制造武器、钢轨、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。”

《东方杂志》也刊载了西方人士对该铁厂的评论：

“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，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……中华铁市，将不胫而走各洋面，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。……呜呼，中国醒矣。”

汉阳铁厂看似轰轰烈烈，运营过程却不尽如人意。首先是成本问题，原计划投入成本为246万两，最终却支出了500万两，使得朝野有许多声音诟病铁厂靡费甚多。其次是张之洞的决策失误。一方面，他没有考虑到煤铁的质地对于炼钢炉的影响，让驻英公使薛福成绕过化验煤铁的过程，直接采买不能去磷的英国设备，导致先后采用马鞍山和萍乡的煤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，最后只得向日本借款300万元采购碱性配置的机炉，才解决炼钢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他用管理官府的思路管理企业，不但没能发挥企业的创新和盈利能力，反而连年亏损，最后不得已转为官督商办。到辛亥革命前，汉阳铁厂拥有炼铁炉3座，炼钢炉6座，年产生铁约8万吨，钢近4万吨，钢轨2万余吨，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较为巨大的产量了。

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汉阳铁厂对于其他工厂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。张之洞认为在湖北建立枪炮厂，可以充分发挥汉阳铁厂的资源优势和湖北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，便于生产和运输到全国各地。在上奏获得朝廷批准后，张之洞让主持兴办汉阳铁厂的蔡锡勇同时主持枪炮厂的兴建，于1894年落成，随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。

汉阳兵工厂建立之初也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，朝廷又严令军工产品不得流入市场，张之洞不得已只能四处借贷和挪用经费维持经营。好在汉阳兵工厂采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小口径枪、速射炮和炮弹、枪弹等物资设备，使得“汉阳造”武器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好用的武器装备，甚至在几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仍发挥余热。

1895年，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大败，李鸿章在朝中威望一落千丈，张之洞在朝中的发言权不断上升。于是他再次奏请修筑卢汉铁路。

他提出建立铁路总公司，“萃四方之商力，注芦汉一路”，以解决经费问题。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最后又不得不走到向外商借款这条路上来，于1898年向比利时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万法郎。结果比利时在俄、法等国支持下，提出派人“调度经理”等附加条款，攫取了部分路权。

经过多方筹措与博弈，全长1200公里的芦汉铁路于1905年全线贯通。张之洞与袁世凯共同验收，并改称京汉铁路。京汉铁路连同后来的粤汉铁路，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铁路大动脉之一的京广线的雏形。张之洞为此殚精竭虑，终于完成此“他人不愿为，且不能为”之大业。

在积累重工业基础的同时，张之洞着力推进湖北轻工业的发展。当时各地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，如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、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，都有所建树。但直到1880年代，华中地区的近代纺织工业仍是一片空白。1892年，湖北织布局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建成。产品投放市场后十分畅销。张之洞在织布局门口题写楹联：“布衣兴国，蓝缕开疆”，华中地区的近代纺织工业肇始发端，甚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“略分洋利”的目的。

眼见织布局获得初步成功，张之洞又开始筹建湖北纺纱局，在抵制洋纱的同时为兴办其他企业积累资金，“既能辅佐布之不逮，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”。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英国订购纺纱机，又募集30万两商股和30万两官府拨款作开厂经费。张之洞原计划建设南、北两个纱厂。北纱厂1897年建成投产，装锭5万，之后成为湖北纺纱局，1899年当年就盈利约五万金。南纱厂原定装锭四万，却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开工。这批纱锭后来张謇用来创办民营企业南通大生纱厂。

湖北蚕桑业发达，但土法织造的丝绸品质低劣。张之洞派湖北候补道刘保林赴上海考察，用湖北的蚕茧在上海试验缫丝，发现效果不错。于是他在1894年底下令建设湖北缫丝局，建成投产后“织工三百人，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，普通品十八九斤”，其制品全部输送到上海。除了这些局外，张之洞还在武昌平湖门外建了一个湖北制麻局，雇佣了四百五十余工人，产品包括麻纱、粗细麻布及麻袋。它的规模虽然不大，但却是“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”。

总体而言，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洋务企业以规模宏大、门类齐全而著称。

“汉阳之铁政局，武昌之织布、纺纱、制麻、缫丝四局，规模之大，计划之周，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。”

不可否认张之洞在创办这些工业局时犯了不少好高骛远、不实事求是的错误，导致许多产业没能盈利甚至亏损，有的不得不被商人接手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无论怎样办厂都无法真正完全解放其生产力和创造力，这是封建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的。

各行各业百花齐放

在兴办官方工业的同时，张之洞还大力扶植民营工业的发展。1896年在汉口开设的燮（xiè）昌火柴厂是当时汉口民营企业的代表，张之洞对其十分重视，批准其获得十年专利权，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。在用水和电力方面，张之洞拨款30万帮助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公司，汉口也成为全国最先使用干净自来水的地区。其在1908年所修建的汉口水塔，一百多年来都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

张之洞对商业也十分重视。1898年，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，鼓励民间工商业发展，并明确提出“今日阜民之道，自以通商惠工为要策”。1902年，张之洞在汉口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，内有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陈列本省产品，称为内品场；第二部分陈列外省、外国产品，称为外品场；第三部分陈列两湖地区的各种矿产及农副土特产品，称为天产内品场。这种劝业场实质上是一个商品交易博览会。张之洞的兴商举措让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，从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。

在张之洞主政湖北前，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（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天津）中虽已位列第三，但进出口额只有数百万两不等。张之洞主政13年后，到1903年进出口额已突破1200万两，1905年更是突破3500万两。1880年，汉口的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只达到4200万余两，而1899年就冲破了6700余万两，1904年更是冲破1亿两大关。当时有人评价说：

“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里二年间（1905、1906)，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。”

武汉对外贸易的兴盛，与外商进入和投资密不可分。据统计，当时的武汉已“驾乎津门，直追沪上”，成为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。

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

如果说张之洞的很多工厂实业都办得磕磕绊绊，那么兴办武汉的近代教育事业绝对是他最拿得出手的成绩。张之洞本人是科举正途出身，却在洋务运动中逐渐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。担任两广总督期间，他试着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。担任湖广总督后，他又用十余年时间在武汉地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，培养了大批近代化建设甚至民主革命的人才。

清末洋务运动的教育事业，发端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，随后京、津、沪、宁等地陆续开办了少量培养军事和实业人才的学堂。张之洞作为学政官员出身的封疆大吏，深感：

“不讲农工商之学，则中国地虽广、民虽众，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。”

1891年，张之洞在铁政局附近开设算学学堂，附列方言、商务两门。如学生愿兼习化学、矿学，可就近往铁政局见习。1893年，张之洞请求清廷批准设立湖北自强学堂，称其宗旨为“讲求时务，融贯中西，研精器数，以期教育成材，上备国家任使”，开方言、格致、算学、商务等课程。该学堂是湖北最高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。1898年，他又设立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的湖北方言学堂，先于自强学堂内选拔优秀者入学，后招取普通中学毕业生，学习历史、地理、公法、交涉等课程，分习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语，学制五年。

同年，张之洞以“农务尤为中之根本”请求开设农务学堂，分农桑、畜牧、森林等科，学制四年。该学堂是如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。张之洞还在江汉书院旧址设置工艺学堂，招募日本教习教授理化、机器、制造、纺织、建筑各科。这是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，此外，张之洞还开办了矿业学堂、工业学堂、驻东铁路学堂、军医学堂等，培养各类专业人才。

1900年代开始，张之洞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普通教育阶段。在他的规划下，武汉地区形成了初等、中等、高等学堂的教育体系，成为全国第一个建设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城市。张之洞认为“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”，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四区，建初等小学43所，城外设17所，经费由学务公所支拨。除了公立小学外，对于民间自办小学教育也是相当鼓励。

随着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师资短缺的问题又摆在了台面上，于是张之洞开始培养新学教师，陆续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。1902年，张之洞在武昌宾阳门南开湖北师范学堂。除开设普通中学课程外，又有教育学、学校管理法等。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，后来成为如今的湖北师范大学。1904年，张之洞拨4万余两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该学堂的毕业生。此外，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敬节学堂、湖北育婴学堂等。

张之洞还十分注重留学教育。他认为：

“出洋一年，胜于读西书五年。”

“入外国学堂一年，胜于中国学堂三年。”

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，他认为“西洋不如东洋”，因为日本距离较近，留学成本较低，日语也比欧美语言更易学会，日本也已经将西学做了东方化的改造，中国学生入学将会更加容易。于是他派出大批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、法律、警察、军事等学科，以便回国效力。据1907年统计：

“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，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，占了四分之一。”

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，让张之洞深切地感悟到训练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性，“练兵一事，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”。他多次向朝廷上奏，主张编练不同于绿营和湘淮军的新式军队。1896年起，他开始大规模编练湖北新军，到1905年，终于编成陆军第八镇（兵员一万余人）、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（兵员近五千），同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并列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近代军队。除了武器装备更新迭代之外，张之洞还对士兵的文化素质提出要求，多吸收“实能识字写字，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”入伍。他制订的湖北练兵要义，第一条就是“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”。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年代，50%以上识字率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。这支军队也受革命思想影响最深，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主力军。

在教育理念上，张之洞在近代较早提出培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人才。他认为学生不能成为平时袖手谈心性的“不知时务”的“陋儒”，而应当关心天下之事，树立利国利民的理想追求。

“国家养士，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？通晓经术，明于大义，博考史传，周悉利病，此为根柢。尤宜讨论本朝掌故，明悉当时事务，方为切实经济。”

张之洞继承了顾炎武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，结合近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，培养出了一批后来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人才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，全国创办规模较大的工厂46家，其中上海5家，湖北11家，稳居总数第一。武汉成为当时全国主要工业基地之一，内地最大的交通枢纽、最大的商品集散地，是世纪之交现代化事业成就最突出的区域，也是让人民群众最先享受到工业化生活成果的城市。

20世纪初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评价道：

“与武昌、汉阳鼎立之汉口者，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，夙超天津，近凌广东，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，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。”

虽然他只提到汉口，但武昌和汉阳与汉口联系十分紧密，事实上组成了同一座城市，因此武汉也能被称为“东方芝加哥”。后来民国和新中国武汉地区的现代化发展，都得益于张之洞的夯土奠基之功。毛泽东主席也曾说，举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。

虽然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没能挽救清朝，但却为一个古老城市赢得了光明的未来。如果你有机会到武汉旅游，会发现老武昌城区有一条“张之洞路”，不妨去那儿走一走。